201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的第十个年头。正如各地雨后春笋般的新建科技馆,虽然在这一领域中央及各级政府进行了较大的投入,但效果仍不令人满意。一个例子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从媒体到公众不断出现误读和误解。

毫无疑问,从航天事业到制造业,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科技大国。但与之共存的,是历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令人遗憾的结果。科普能否改变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

《科普法》颁布10年之际,《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教授,就当前科普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问答。

任福君: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颁布《科普法》的国家。在《科普法》的指导下,2006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年)》。

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的相继颁布,不仅为科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政策保障,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了良好的科普工作氛围,推动了国家科普事业的发展。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科普工作环境处于历史上的最好阶段,这应该归功于《科普法》的推动作用。

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普工作新形势的出现,《科普法》部分规定过于原则而可操作性差、各类主体责任不够清晰、科普力量和资源动员不足等问题逐渐显现,开展《科普法》执法调研,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研究当前情况下修订《科普法》和制定实施细则十分必要。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受教育水平还不高,当前中国的科普工作面临怎样的挑战?如何应对?

任福君:科普是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实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全民终身教育。科普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必须对它常抓不懈。

中国科普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面对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依然存在着一系列挑战,如科普政策的落地问题。我们已经有了《科普法》,但是在落地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缺乏可操作性。另外,科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健全也制约了科普的发展,如我国社会化科普工作格局还远未形成,需要进行相关体制机制建设的创新。还有诸如科普资源匮乏、科技等相关资源的科普化力度不够、科普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科普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均制约了国家科普能力的提高。

针对这些问题,各级政府应进一步重视科普工作,加大投入,提升科普能力,同时,我们必须立足国情,认真把握新的形势,坚持创新思维,更新理念,力求实现体制机制的突破,例如有效实现科普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科普合力的形成。

任福君:科普工作的发展可以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以科普工作命运的视角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意志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科普工作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改革开放后以及目前的三次,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一段低潮。

从科普工作的理念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科普工作者对科普的理解主要是围绕国家经济建设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上世纪90年代后,科普工作者逐渐认识到科普的重要内涵是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科普由此从知识层面的普及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近十年来,随着《科普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年)》的颁布,也伴随着同期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多元化、个性化社会文化背景的逐步确立,中国的科普事业迈入了最快速发展期,科普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科普理念得到进一步提升。科普工作者更多地从文化建设的高度去思索科普工作,推动科学文化的传播。

此外,随着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强化,科普工作也越来越重视公众对科普的理解和需求,科普工作者逐渐取得了共识:科普工作的动力和归宿在于满足国家、社会和公众的需求,同时出现了“民生科普”等理念,即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下,科普可以是为民生服务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社会和公众的科普需求正在成为决定科普工作方向和方式的重要力量。

《瞭望东方周刊》:1949年以来,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推动国民素质提高,比如大规模扫盲、普及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对于一些比如食品安全、生活方面的常识性科学问题,为何公众仍容易被误导?

任福君:公众缺乏自己的判断,易为所左右,原因颇为复杂,如涉及政府就一些重大科学事件与公众沟通的机制问题,但公众自身的不理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更具体地说就是公众的科学素质有待提高。

在现代社会,一个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被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观念武装的人,才可能拥有理性的科学态度,才可能客观清醒地认识世界乃至科学本身,各种愚昧迷信,有效地参与社会和生活,履行公民的角色。一系列的事件说明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还需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事业任重道远。

从历次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结果看,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公民目前最欠缺的还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条是通过学校正规教育对科学知识系统的学习;一条是通过非正规科学教育(科技传播与普及等)获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学校科学教育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起着根本性的基础作用。诸如大众传媒等开展的科技传播与普及,已成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学校教育和科技传播与普及中应加强科学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和宣传。

任福君:比如,科学家是科普的“第一发球员”,他们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是科学文化的源头。显而易见,他们在科普工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国家也鼓励科学家参与科普工作,但收效甚微,科学家参与科普工作的现状不容乐观。

科学家在科普工作中的缺位不利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从长远看,也不利于科学事业自身的发展。大部分科学家对科普的意义是高度肯定的,相关机制建设滞后是导致目前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亟须建设科研与科普结合的机制,推动科学家以适当的形式和方式参与科普。

另外,科学家参与科普的能力建设值得重视。一些科学家关心科普,也希望对科普事业做些实事。可是,一旦做起来时,他们才发现科普不是那么简单。即便是做本领域的科普报告,也很可能变成高端学术报告,而不是面向大众的科普报告,所以不能忽视为科学家提供提升自己科普水平的渠道。

任福君:科普是一门学问,不是每一个科学家做科普都可以做好的。做科普要必须了解科普,了解怎样才能把科普做好,如何把专业的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内容。

作为一个报告人,要弄清楚对象是谁,是孩子、大学生,还是领导干部公务员,或者是向同领域的研究人员作一个具有学术色彩的高端的科普报告。对象不同,内容也不完全一样,表达内容的形式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对科学家来讲,尤其是承担国家和各级财政支持项目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把他们所取得的成果,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和内容,以通俗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一方面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工作,赢得社会和公众等各方面的支持,使他们取得更好的成果,应用于国家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些科研成果的传播与扩散也可以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的提高,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整个民族创新能力的提高。

任福君:对于鼓励科学家参与科普工作,国家有了一些政策文件,但由于缺乏健全的机制,一直没有取得较大的突破。现在国家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推进科研与科普的结合,一些具体措施即将出台。科研与科普结合的一种可能的形式,是在科研项目中加入科普的内容,比如说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必须拿出百分之几的科研经费完成立项时计划的科普任务,把这个领域相关的主要的科学知识、科学原理,特别是本项目取得的最新进展,在不涉及保密的前提下,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向公众传播。如果科研与科普的结合机制取得突破,将对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任福君:近年来,中国的科普经费投入是在持续增加的。科技部的2010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已达99.52亿元,比2009年增长14.22%,其中,政府拨款68亿元,占全部经费筹集额的68.42%。

得益于近年来科普经费的增加,目前我国科普基础设施、科普活动、科普资源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相对于我国人多地广的国情以及科技资源科普化等工作急需深入开展等形势,现有科普投入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尤其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科普需求,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科普工作依然对科普经费保持旺盛的需求。

任福君:公益性科普事业是以政府为主导,人、财、物力全靠国家包办,由各级财政支撑,它吸引社会资源参与科普的能力是很有限的。而科普产业则不同,科普产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引导,可以高效地吸引社会资金和资源。

经营性科普产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公益性科普事业的发展,市场可以为政府解决人群中一大批相对高端的科普需求,弘扬科学文化,市场还可以为社会提供更为丰富和优质的科普服务,也为政府进行公益性科普采购提供更多选择,使弱势群体能享受到更现代、更人性化的科普产品和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到底该如何认识科普的性质?结合中国的国情,在科普事业和科普产业之间,应该以什么为主?

任福君:从国家战略视角看,科普是公益事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发展科普事业是国家的长期任务。

时至今日,科普工作者已经认识到,要更好地发展这项事业、更好地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就不能排斥市场。现在科普工作者就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来推动科普的发展进行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当前,“公益性科普事业”与“经营性科普产业”并举发展成为科普界的共识,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它的内涵与以前一度流行的“科普产业化”概念远非一个层次,“产业化”过分强调了科普的经济属性、强调了它的“赚钱”,而忽略了它的公益性基调。

发展科普产业,通过市场为公众提供更为优质和更加丰富的科普产品与服务,为政府进行科普工作提供更多的采购选择,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能弥补国家公益科普行为的不足。鼓励科普产业的发展并不改变科普超功利的公益事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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